（大埃及博物館俯瞰圖）
2022年頒佈的新博物館定義反映了當代博物館在處理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之間關係中扮演的角色，[1]以及在消費主義時代以新形式進行公衆教育的職責，這意味着突破傳統博物館的各種邊界是未來博物館的趨勢。
早在博物館剛剛興起的時候，就伴隨着爭議之聲，如博物館懷疑論認爲圍繞特定的語境建設博物館是文化遺產和文物文化價值彰顯的最佳途徑。從18世紀90年代法國將國王的收藏與拿破崙軍隊收集的戰利品合二爲一創建了第一個公共藝術博物館伊始，學者安託萬-克里索斯多姆·德·昆西就質疑：“把古代和文藝復興的作品從其活生生的歷史語境挪移出來，就毀滅作品意義。”[2]他聲稱，真正的羅馬博物館不僅是由那些可移動的藝術品組成的，而且至少是由許多場所、地點、羣山、採石場、古道、遺棄的城鎮遺址位置、地理聯繫、這些東西相互之間的內在聯繫、各種記憶、當地傳統、依然流行着的習俗或是在其國度自身之內可以形成的諸多比較等組成的。[3]近些年來，對於博物館持有懷疑論的學者很多，其中也包括對現代藝術博物館提出的類似質疑，例如卡特勒梅爾·德·昆西認爲，對藝術品的保護不只是要求挽救這一對象，而且要維護其原初的語境。即便是完好無損的藝術品，如果脫離原境，也就成了碎片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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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爲傳統的博物館是紀念碑式的文化記憶載體，以風格突出的形式營造濃厚的歷史氛圍，將觀衆帶入歷史情境之中，並對其輸出鮮明的主題和信息。當今的歷史學研究強調歷史真實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真實，所以，我們所能還原的“歷史”只不過是一種後人的建構。歷史的價值在於過去與現在的對話，博物館應該爲人們提供思考的起點而非終點，應該以一種中立、平和、開放的姿態向人們展示歷史文化記憶，而不是將建築師或者策展人自己心目中的歷史強加給觀衆。
因此，應當去掉博物館的各種邊界，將它作爲“場域”，打開壁壘牆圍，把周圍環境納入，讓博物館與外部空間和景觀形成整體，促成人與建築的互動和交流，讓人們在觀看和體驗中思考，完成現在與過去的對話以及對未來的暢想，並以此爲切入點，完成文化復興、文旅融合等。
正在建設的大埃及博物館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大埃及博物館（The Grand Egyptian Museum）[5]於2003年6月公佈國際競標結果與實施計劃，計劃於2023年11月正式開館。目前，該館還在建設當中，博物館的主體建築基本完成，一樓公共大廳已經對外開放，其他場館未開放；周邊的綠化、公園及其他設施仍然在建設當中。筆者在2023年3月進行了兩次考察，與大埃及博物館館長、副館長等相關人員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埃及政府在建設之初就賦予了大埃及博物館特別的使命，將其視爲埃及文化的永恆象徵，期望通過現代設計、現代科技、前沿策展理念等多種方式將大埃及博物館打造成一座世界上最大、最現代、最完整的埃及歷史文化博物館以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世界級建築，來展示埃及文明的進步、演變和發展；同時也通過對古代遺址的延伸，重構一個新的文明地標、時空樞紐，連接古今與未來；並將其打造成區域旅遊的新引擎，帶動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發展，連接城市間的文旅融合（圖1）。
因此，本文以大埃及博物館爲切入點，圍繞博物館懷疑論等博物館學相關理論來探討未來博物館的建構方式、博物館在當下語境下的作用以及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再開發的啓示。
一、構建埃及完整文化記憶的博物館
作爲國家博物館，大埃及博物館的定位是瞭解數千年埃及厚重歷史的體驗門戶，也是一扇通向當下埃及日常生活的窗戶，更是一塊未來埃及復興與發展的試金石，因此它不僅關注古埃及歷史與文物，同時還延續和豐富了當今埃及的文化與生活，以及呈現未來埃及復興與發展的立場與信心。因此，大埃及博物館的宗旨是重構埃及文化的完整性，將展示內容進行拓展，除了將古埃及七千年文明中的10萬件可移動文物納入展覽，還將博物館拓展到牆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與重要文化遺址結合、代表性的文化遺址微縮景觀再造與數字化以及流失國外重要文物通過互聯網高速公路迴歸等，用這些方式共同構成完整的古埃及文化記憶。
第一是大埃及博物館迴歸文化遺址。大埃及博物館坐落在埃及開羅郊區吉薩區，這裡屬於世界文化遺產孟菲斯遺址區，博物館所在位置與該遺址區毗鄰，距離三大金字塔僅3千米。站在博物館可以遠眺整個遺址區和三大金字塔。大埃及博物館選址在孟菲斯遺址區，最主要的原因是將它作爲文化記憶的地標。
孟菲斯是古埃及王權形成的源頭，是最早的都城。古埃及早王朝和古王國時期的都城、王宮和神廟都修建在這裡，雖大多數已不復存在，但留下了大量的墓葬遺址。其中三大金字塔就是重要的遺存，一直被後人當作古埃及文明的象徵，成爲全世界旅行者的重要打卡地。因此，孟菲斯遺址區不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當下都是埃及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筆者認爲大埃及博物館修建在孟菲斯遺址範圍內，是博物館衆多文物的迴歸，文物連接了文化遺址，博物館連接了文化遺址，共同構成相對完整的文化記憶場域。
第二是博物館通過相關科技手段對埃及其他重要的文化遺產進行了修復再現、文化遺產景觀再造、文化遺址數字化再現，用這三種方式對文化記憶進行重構。
文化遺產修復再現，主要是將文化遺產修復平移到博物館中進行再現，是展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拉美西斯二世神廟、圖坦卡蒙墓室、太陽船博物館等。
大埃及博物館中有關拉美西斯二世的文物都置於重要的位置進行展示，包括在三層大展廳中對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廟進行再造、博物館大廳中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型雕像以及相關的重要文物。對拉美西斯二世相關文物的重視，與他在古埃及歷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古代埃及，拉美西斯二世是國家復興的代表，他在位期間是埃及最爲強盛的時期。同時，他在位期間創造了許多古埃及的第一，例如與赫梯簽訂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具有平等意義的“和平和約”，維持了兩國之間半個世紀的友好關係；建造了埃及邊境最宏偉的拉美西斯二世神廟；是古埃及留下紀念物最多的統治者，他一直被埃及人民視爲重要的文化記憶。
圖坦卡蒙墓室的再現，並不是因爲其在歷史上的貢獻，而是因爲其墓葬的完整性和工藝的高超性。經過五千年曆史的風風雨雨，古埃及法老的墓葬大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圖坦卡蒙墓室是目前已知唯一沒有被盜的完整王陵，成爲古埃及法老墓葬的獨特存在，不僅完整地呈現了古埃及法老墓葬，更是因爲其陪葬器物的精美而聞名世界，作爲古埃及文化遺產的典型代表，成爲當下埃及人文化自信的寄託。
在第四王朝時期建造的胡夫金字塔旁邊發現的太陽船，距今有4000多年的歷史。它不僅反映了早期埃及造船技術的先進，更是古埃及太陽崇拜的重要物證，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埃及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遺產景觀再造是通過現代複製手段將特定的文化遺產進行等比例複製形成景觀，主要指大埃及博物館戶外尼羅河景觀公園。尼羅河不論是在古埃及還是當代埃及都是一個重要的存在。埃及是沿尼羅河而形成的國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也賦予古代埃及天然的國家邊界，保障了古代埃及文明能夠平穩發展，較少受到其他文明的侵擾；豐沛的尼羅河水不僅爲埃及帶來了肥沃的土地，提供充足的糧食、水果、肉食以及禽類、魚類等食物，也爲埃及人帶來了十分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保證了埃及貨運物流的暢通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因此，尼羅河是埃及人的母親河，是古埃及人生命和力量的泉源，也是埃及文明的發源地和重要保障。從某種意義來講，尼羅河微縮景觀納入博物館的展覽體系是對埃及文明的探源，也是埃及文化完整性的重要彰顯，更是文化記憶的重要構成部分。
文化遺址數字化再現，是通過現代數字化科技手段，將古埃及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化遺址進行再現，主要在三層大展廳中結合實體文物進行文化母體、文化遺產的再現。大埃及博物館的文物來自全埃及，很多與文物相關的遺址具有不可移動性或因爲戰爭等原因已經損壞、流失到國外，很難與文物在博物館重構。因此，數字化遺址場景的迴歸，將與實體文物共同構建完整的文化、歷史語境，讓觀者更完整地瞭解文物背後的歷史與文化，同時，虛擬情境本身也能增強觀衆的體驗性。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大埃及博物館通過互聯網信息高速公路讓流失到國外的埃及文物重新迴歸。大埃及博物館計劃未來與保存埃及文物的國外各大博物館合作，通過信息高速公路進行互動展示，將古埃及文物更爲完整地展示給觀衆。
第三是將大埃及博物館作爲連接紅土地與黑土地的樞紐。大埃及博物館板塊所處位置爲吉薩高原與尼羅河沖積平原的邊緣地帶，大埃及博物館通過倒三角形的造型將寬闊的吉薩高原和狹長的尼羅河沖積平原進行了連接（圖3）。古埃及人將高原沙漠地帶稱爲紅土地，將河谷沖積平原稱爲黑土地。兩塊土地的統一代表着上下埃及的統一。孟菲斯就地處上下埃及的交界點。
當然大埃及博物館的文化記憶重構不僅限於以上，還包括建設實體文物修復實驗室、非物質文化遺產集市以及與埃及首都開羅的連接等。
第四是古老文明與現代生活方式的對話。大埃及博物館不僅在展覽中展示博物館收藏的古埃及文物和材料，同時也以建築羣主體場域爲參觀者提供與文明遺址交流與體驗的場所，以及文化類的娛樂休閒等。因此，博物館所在園區在不同的室內外穿插了很多現代文化、商業與娛樂的場所，將現代人的體驗共同納入展覽，構成現代文明生活的展示，這在傳統博物館中是少見的。大埃及博物館的主體建築由會議中心和博物館共同構成，會議中心與博物館通過服務大廳連接。會議中心除了設有舉辦會議的場地，還兼設了博物館的辦公場地、大劇院、教育中心、文創商店、購物中心、飯店、咖啡店等。從會議中心的這些設施來看，會議與博物館既獨立又相互融合，尤其是會議中心承擔了博物館的大部分輔助職能，就像埃及官方提到的，會議中心不僅是未來舉辦商業活動的空間，更是建構完整埃及文化的場地，其中包括圍繞博物館的會議、埃及文化論壇等。
除了主體建築本身的多功能融合，戶外空間也是博物館職能與公共服務融合的場域，將這些場域中文物、景觀以及觀者的體驗過程納入展覽體系。例如主體建築外的廣場既是博物館展覽的場域，承擔着展覽的職能，也是日常舉辦大型活動的重要場所。再例如，分佈在園區的各大主題公園以及供休息與娛樂的各種餐廳、風俗市場、咖啡廳等。
綜上，大埃及博物館通過現代的方式連接了文化遺址，讓歷史文物迴歸真實的歷史語境，同時還將遺址納入博物館的展覽體系中，相互成就，相互建構，共同構建了古埃及的文化記憶。
二、連接埃及多元文化的樞紐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大埃及博物館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白盒子式的博物館，無論是從內容還是從場域上都已經成爲一個連接埃及完整文化記憶的中心樞紐。這就從本質上與傳統博物館的定義與定位有着很大的區別。
首先，在場域上突破了傳統室內空間型博物館邊界，將空間延伸到了室外、遺址、國內外有埃及文化遺產的場所和博物館等實體空間，同時還延伸到了虛擬空間。
其次，在內容上突破了傳統博物館以歷史文物爲主的邊界，將範圍擴大到遺址、虛擬現實文物、景觀再造、現代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等。
最後，在功能上突破了傳統博物館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的功能邊界，成爲闡釋與展示埃及完整文明的場所、國家現代形象的典型代表、帶動區域發展的發動機、文旅融合發展的新引擎。
打造這樣一個樞紐，大埃及博物館的很多做法值得探討與研究。
大埃及博物館採用了策展、規劃、設計一體化的做法，將古埃及神聖符號三角形和超文本策展方法作爲策略貫穿到整座樞紐的規劃、設計、展覽當中。
首先是神聖符號三角形。在古埃及，三角形作爲一個神聖符號被應用於各種載體上，例如三大金字塔就是由三角形符號構成的建築，方尖碑的塔頂也是由三角形構成的，等等。策展人、規劃師、設計師將三角形作爲建築規劃、設計、展覽的核心符號進行再創作與再設計。
從宏觀視角看，大埃及博物館所在板塊的地貌，與周邊的城市、遺址、高速公路等都是以三角形爲主要元素進行規劃設計的，並以交叉的三角元素來設計博物館的建築形制。
第一，大埃及博物館與古代文化遺址孟菲斯和現代城市埃及首都開羅之間形成三角形關係。規劃師通過博物館選址的定位，將三者以三角關係聯繫起來，構成連接關係（圖2）。
圖2 大埃及博物館與孟菲斯遺址區、開羅的三角關係
第二，在博物館所在地貌的處理上，規劃設計師同樣因地制宜，利用地貌間的40米高差形成博物館坡面倒三角形的造型，將寬闊的吉薩高原和狹長的尼羅河沖積平原連接到一起（圖3）。
圖3 吉薩高原的狹長的尼羅河沖積平原
第三，在具體規劃板塊中，博物館與古埃及三大金字塔和現代高速公路又構成一個三角關係，將博物館與金字塔和高速公路連接起來（圖4、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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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博物館與古埃及三大金字塔和現代高速公路
圖5 大埃及博物館與三大金字塔之間的三角關係
建築設計師充分利用了規劃中的這種獨特三角關係，從不同的三角形交叉關係中切出一座極富空間“層次”的楔形體博物館建築，通過不同的角度呼應着以上不同的地域板塊。從平面看，建築的橫向邊緣是以開羅到亞歷山大之間的沙漠高速公路爲視點，向遠方的三大金字塔塔尖形成的三角形中切出；縱向是以所在板塊的邊緣爲視點的三個三角形切出，形成主體建築的邊緣和空間分割以及廣場造型等。立面看，整座建築呈一個緩緩的斜坡，以折面的形式出現，採用三角形半透明的巨型石板拼貼裝飾而成，由金字塔傾向開羅城。從背面看，建築與地形融爲一體，猶如地面上生長出來的建築。從頂面看，六條放射性楔形長條像六條流淌的河流直奔金字塔。從金字塔方向看，建築與大地相融，不破壞整個高原的景觀，極其低調內斂。從亞歷山大高速公路以及開羅環城公路方向來看，其巨大的尺度成爲富有震撼力的現代景觀。從開羅遠眺博物館像是一顆鑽石鑲嵌在金字塔與開羅之間。總之，簡潔優雅的現代楔形建築形體極富力度感、雕塑感，將金字塔與開羅城、紅土地與黑土地、歷史與未來緊緊相連，三角形的母題與呈射線分佈的軸線關係，一方面呼應了古老金字塔文化的特徵，向歷史與環境表達了最高的敬意；另一方面又充分體現了面向未來的時空連接。正像建築師提到的那樣，大埃及博物館是由開羅城轉向金字塔的標誌，是連接歷史與未來的“碑銘”[6]。
從微區域視角來看，大埃及博物館整個規劃板塊同樣是由各種三角關係形成的楔形體區域展開的。通過幾個不同方向的三角形交叉規劃了13個內容板塊的形狀和建設用地（圖6）。例如以博物館主體建築與遠方三個金字塔爲軸線形成三角形的兩條邊爲軸劃分成了不同三角形,作爲博物館周邊相關功能建築與綠化板塊的劃分依據，切出了面積不同的若干個三角形。其中1、2、3爲主體建築；4、5、6爲博物館的配套用地；7爲埃及土地公園（從目前建成的建築來看，該板塊被太陽船展廳挪用）；8爲尼羅河公園；9爲神廟公園；10爲杜納爾公園(Dunal Park)；11、12、13爲各個公園配套的飯店、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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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博物館規劃圖
從這13個板塊來看，既有主體建築中陳列文物的博物館、古埃及文化遺址微縮景觀的公園，也有現代會議中心、飯店、咖啡店，同時，陳列文物的廣場和文化遺址微縮景觀的公園也可以作爲遊客休閒娛樂的場域。三角形的關係將整個博物館的微區域內容整合起來。
具體到博物館的設計，無論從整體的造型，還是從不同視角來看，都是以三角形爲母體造型來分割的。三角形造型使得博物館在整體上看猶如沙漠上沙子的褶皺一樣打開與閉合，與自然景觀渾然一體（圖7）。其中博物館的建築設計最爲出彩的是建築正立面（圖8）。建築正立面主要構成方式仍然是三角形和三角錐體。折線形狀的建築表面以不同大小的三角形爲主要構成要素對立面進行分割，形成了不同形式的裝飾肌理，極富變化；同時爲了打破建築立面的平面式、靜態式視覺感知，在平面裝飾的基礎上結合建築功能進行了進一步的優化設計，利用三角錐體的斜插、三角形體分離等手段將建築的立面打造得更具層次感、動態感以及不穩定感。三個三角錐體造型像楔子一樣從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嵌入建築表面。尤其是博物館正門入口的設計極具創意，王名圈構成的大三角分割了整面外牆，懸空的三角錐體斜插營造出了門頭（圖9）。門頭頂部爲錐體的三角形，底部由六根方柱子呈放射線支撐。門頭內部仍然延續了外部的黑色底，與金色的王名圈圖案構成大三角形造型，凹陷的三角錐體與地面呈現三角形。錐體的外部以深灰色長形磚和黑色角線構成，底部和內部以灰色的長條磚構成。尤其是在夜間，燈光亮起，灰色的牆面上斜插的三個金黃色的三角錐體與遠方的三大金字塔形成呼應。
圖7 大埃及博物館建築頂視圖
圖8 大埃及博物館建築立面
圖9 大埃及博物館主入口
除了建築樣式上的連接，建築功能設計上仍然延續了三角形元素，將整個建築與展覽聯動起來。大埃及博物館的主體建築由服務大廳、會議中心、博物館三大板塊構成。
服務大廳爲博物館與會議中心共用，整體佈局呈放射性楔形狀，外寬內窄，上窄下寬。大廳直接通屋頂，空間高挑、寬敞，三個立面分別由博物館造型立面牆、會議中心立面牆和入口立面牆斜插圍合而成，造型獨特，空間層次分明，對比強烈，充滿動感。
大廳中陳設了三座大型雕像，其中核心位置陳列的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雕塑，底座以三角形爲基座，與楔形（近三角形）的大廳形成互動。通過基座的三角形的三個角的指向，將大廳入口及廣場、博物館、會議中心從意向上連接起來，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圖10）。
圖10 大廳中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塑
博物館內部設計同樣延續了三角形放射性的軸線關係，從一層入口大廳直達頂層永久性陳列展廳的三角形大臺階，以垂直方向組織空間。大樓梯既是通道也是第一展區，還是整個博物館的軸線，連接了室內外及遠方遺址。大樓梯以時間爲順序展示了古埃及歷史上87個對埃及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法老的雕像，與戶外公園中的尼羅河遺址微縮景觀、入口廣場上的巨型方尖碑、大廳中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以及頂層遠眺的埃及三大金字塔、圖坦卡蒙展廳和永久陳列展廳形成軸線，共同勾勒出古埃及厚重文明的輪廓。
不僅如此，博物館、會議中心、服務大廳內的立面、頂面、柱體以及通向博物館與會議中心大樓梯都是從不同的三角形交叉的關係中切出來的不規則形狀構成，通過不同空間與線條、角度等動勢，虛實構成意向的三角形來連接，延續了自然景觀中的沙漠地形的褶皺，充滿變化與活力。
其次是超文本策展理念的應用。
目前大埃及博物館展覽還未對外開放。筆者從大埃及博物館館長、副館長處得到的資料顯示，大埃及博物館主要採用一種“超文本”的策展理念。這種策展理念將常設展覽的體系主幹劃分爲若干個主題，每個主題內部依年代劃分，建立一種編年劃分與主題劃分的雙重融合體系，兩種體系的交叉點形成展示線路中的瀏覽節點。這種策展策略一方面能夠將古埃及厚重的歷史文化完整地展示出來，可以做到主體突出、主題分明、脈絡清晰；另一方面以參觀者爲主體，方便不同參觀者對內容進行選擇，例如一般的旅遊者只需通過快速瀏覽體系觀看館藏精品就可以瞭解展覽內容的概況，而專業人士則可以通過選擇瀏覽某個節點，仔細觀看該主題的展示內容。
以室內常設展爲例，常設展覽共分四個主要區域，以參觀者的視角作爲展覽敘事核心。
第一區域主要由兩大板塊構成，按照年代線索依次展示了古埃及曆代法老的雕像，作爲軸線貫穿整個博物館和展覽，與其他三個區域形成不同的連接。
第一板塊由博物館的廣場、中庭展品構成。廣場展示的是拉美西斯二世方尖碑（GEM 21331）；中庭展示的是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普塔所愛之人”（GEM）、法老美尼普塔勝利石柱（GEM 22711）。
從這些展品來看，廣場、中庭部分是整座博物館的樞紐，一方面作爲博物館展覽內容的核心形象，用來彰顯埃及文明的厚重及偉大，以及國家未來文化復興的雄心；另一方面作爲埃及文化的精髓代表，連接古代、現代及未來。以中庭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爲例，拉美西斯二世統治時期是古埃及“帝國”的巔峰，是強大埃及的象徵。在他統治期間，古埃及提出了文化復興計劃，修建了很多體量巨大的建築、雕像，成爲埃及藝術的典型代表；同時他在治國安邦方面成就非凡，例如與鄰國建立了穩固的外交關係。他的種種成就使他成爲帝國時期埃及的重要代表。同時他也是商博良解讀古埃及文字時讀出來的第一個法老名字，具有開創性的特殊意義。另一方面是面對參觀者的敘事策略，因爲方尖碑作爲埃及歷史和文明的代表性符號，擺放在廣場上，能讓參觀者迅速進入古老埃及的語境當中。移步中庭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立像，“普塔所愛之人”、法老美尼普塔勝利石柱、法老巨像，這種視覺差能夠瞬間在心理上使觀看者折服，使他們被古埃及的創造力所震撼，發自內心的敬佩感會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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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板塊是大樓梯，也是展覽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展廳（圖11）。作爲博物館展覽的敘事核心，以軸線的形式連接着整個展覽體系，貫穿整座博物館的各個展廳及相關功能區域。大樓梯按照古埃及歷史的年代順序從下至上展開，主要展示不同時期具有貢獻和影響力的人物的雕像，例如第一層展示的是羅馬皇帝卡拉卡拉（GEM 6730），最頂層展示的是古王國第四王朝法老門卡拉坐像（GEM 74070）。最爲精彩的是沿着大樓梯走到盡頭，巨大的落地窗外，吉薩三大金字塔迎面撲入眼簾，使展覽多維、立體，把展覽推向高潮。因此大樓梯觀展路線被策展人稱爲“遇見與問候之旅”（The Meet-and-Greet Journey），讓每一位參觀者能夠與古老埃及發生直觀的聯繫，並與現代埃及人產生歷史關聯、形成互動，讓人們遇見埃及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圖11 大樓梯
第二區域主題展覽爲大樓梯左側的圖坦卡蒙專題陳列展，佔了頂層展廳的兩個長條，共分三個部分。整個展廳呈上高下低的臺階狀。其中較寬的兩條展廳主要展示了5000多件與圖坦卡蒙相關的實體文物和圖坦卡蒙墓的還原場景。中間狹窄的長條展廳主要展示的是數字文物和虛擬場景等。該展廳以“黃金法老”圖坦卡蒙的一生與重生作爲故事主線，以“年輕法老的夢幻之旅”（fly-on-the-young-pharaoh-journey）爲主題，分成“發現的故事”“年輕的法老一生”“年輕法老的來世”三個章節來講述他的出生、即位、夭折和葬禮，穿插介紹古埃及的社會生活和墓葬習俗及其重獲生命的故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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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區域爲大樓梯右側的展廳，由三個寬長條和兩個較窄的長條展廳構成，其中三個長條展廳通過錯層形成了上下層展覽空間。五個長條展廳分別展示五個主題：“神的居所”“神與王”“尼羅河的居民”“節日慶典”“永恆之路”，每個主題又按照年代順序縱向展開，參觀者可以按照年代順序橫向參觀，或者按照主題順序縱向參觀，時間線和主題線交織在一起。
這三個區域看似相互獨立，但是在超文本策展理念的組織下形成一個有機整體，交織在一起，系統而清晰地展示了古埃及文明：參觀者拾級而上，在巨大的展覽空間中與歷代法老迎面相遇，打破時空，穿越身份邊界，彷彿衆法老陪同你暢遊在埃及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感知古埃及的偉大文明。與此同時，站在大樓梯的頂部既可以遠眺埃及三大金字塔，又可以俯瞰埃及7000年來的歷史鉅變，共同營造出埃及古老文明的厚重歷史感。這種沉浸式的展覽方式，使古埃及人栩栩如生的面孔給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大樓梯上的這些重要展品作爲“節點”連接了其他三大區域的展覽，讓參觀者有選擇、有主題地進入，爲更加深度地體驗奠定了基礎。
除了正式的展覽，博物館還將公共設施、博物館幕後研究作爲展覽的一部分，例如圖書館、兒童與殘疾人展廳、4D影院等。
具體展覽還需等到展覽開幕後仔細論述。
三、國家形象與文化身份的表達
文化身份是國家形象的核心，體現了一國區別於他國相對穩定的國家特徵，使得國家形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史密斯（Anthony Smith）將這些特徵界定爲共同的歷史地域、共同的神話和歷史記憶、共同的大衆文化、成員共享的權利和責任，以及具有地域流動性的共同經濟。[8]博物館作爲民族文化的容器和文化記憶的載體，自誕生以來就被頻繁用於反映國家議程，作爲“身份的國家表達”，通過國際文化交流在傳播本國文化、塑造國家形象、促進跨文化理解、建立文化關係方面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埃及博物館更是強化了史密斯提出的這種國家形象象徵的力度，成爲埃及自己的文化表達。
長期以來，埃及的國家和國際形象都是隻有“過去”沒有“現在”，而它的過去是多重而又相互割裂的：古代的、中世紀伊斯蘭時期的、近代殖民時期的，對應這些歷史時期的學科，即埃及學、古典學、科普特學、伊斯蘭藝術等，雖然研究對象都是埃及，各學科之間卻畫地爲牢，有着森嚴的學科壁壘，對埃及歷史文化的斷裂與延續有着嚴重的誤讀，加上近現代政治因素的影響，導致埃及的文化身份在重建構下混亂而模糊。
在殖民地時期，埃及是被他者來表述的，沒有自己的聲音。19世紀初，隨着埃及學的創建和發展，古代埃及成爲大衆文化的熱點，而中世紀和近代的歷史相對沉寂。20世紀初，隨着奧斯曼帝國宗教政治秩序的崩潰，在進化論、實證主義等西方思想的影響下，埃及世俗主義知識分子提出埃及有不同於阿拉伯—伊斯蘭的民族文化，試圖重建埃及特有的民族特徵。但20世紀30年代隨着自由憲政的失敗和經濟危機的到來，世俗主義知識分子的主張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否定全盤西化，認爲法老時代的文化無法成爲現代埃及集體文化認同的基礎，轉而開始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塑造集體文化認同，這更加劇了埃及社會在文化身份認同方面的混亂，並且促進了保守宗教勢力的發展。
21世紀以來，伴隨着經濟困難期的到來，埃及旅遊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同時埃及本土考古隊伍的發展壯大，也加速了文旅融合的步伐。這種背景下，承擔着國家形象和旅遊重點目的地的博物館，其建設和發展刻不容緩。
如前所述，因爲文化身份認同的混亂和各學科的孤立發展，目前埃及的各大博物館也是相互割裂的，各博物館所關注的主題各不相同，還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完整表達埃及國家形象的博物館。例如開羅博物館，一直被視爲埃及國家博物館。該館是1902年由法國著名考古學家瑪利埃特設計建造的，雖然後來成爲世界著名的博物館之一，但主要展示的是古埃及史前到6世紀的文物。建館初衷主要是爲了阻止發掘出來的埃及國寶流往國外，是保存與展示埃及發掘文物的重要場所。該館歷經100多年的滄桑，場館設施、展示手段等都與今天博物館發展、埃及國家形象不再匹配。
關於埃及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其他文明、文化，埃及政府都修建了相關的主題博物館。例如科普特博物館於1910年建成並正式開放，該館是一座專注於收集和展示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Copts）歷史與宗教文化的博物館。館內藏品數量超過1.6萬件，涵蓋畫像、服飾、手稿、壁畫等，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科普特主題博物館。再例如伊斯蘭博物館於1881年建成開放，是一座專注於研究和保存伊斯蘭文物與藝術的博物館，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伊斯蘭主題博物館。館內共收藏超過10萬件藏品，從7世紀倭馬亞王朝至19世紀奧斯曼帝國，涵蓋印度、中國、伊朗、埃及等地的藝術作品等。
總之，埃及多數博物館不論是從建館人的身份，還是從建館初衷、主題以及目前條件看都是分裂的，與今天的埃及國家形象嚴重不符合，沒有形成完整的能夠代表國家身份的博物館，導致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對博物館的破壞，尤其是2011年發生的文化和社會革命，更是將這種分裂式博物館推到風口浪尖，成爲人們發泄情緒和暴力的主要對象。例如2011年1月28日開羅博物館受到襲擊，大量文物包括兩具法老木乃伊被破壞；2013年馬維拉國家博物館遭到嚴重破壞，館藏的1089件文物有1040件不知去向；[9]2014年1月24日，開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遭到汽車炸彈襲擊而受損嚴重，19世紀建築結構的天花板在爆炸中坍塌，裝飾外牆也遭到嚴重破壞，館藏古代文物和手稿損毀嚴重，甚至還有大量文物下落不明；等等。
風暴過後，埃及人民對文化遺產和博物館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市民爲開羅博物館找回了七成的遺失文物，並且自發組織了一些活動，來喚起人們對博物館的關注。例如一些團體向同胞展示了馬維拉國家博物館被搶盜的文物名單和影像。市民還在社交網絡上互相聯繫，交流心得經驗，統一呼籲採取措施，以杜絕此類現象再次發生。[10]
博物館界也開始反思，在博物館定位和展陳內容上有所調整。2002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埃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埃及文明博物館奠基，2017年該館臨時展廳向公衆開放。埃及文明博物館綜合展示埃及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風貌，是一座集文化、教育、創新和研究於一體的綜合場館。這也是埃及第一座將七千年曆史各個時期的文物集中在一起展示的博物館。2021年4月3日晚，埃及政府在開羅舉辦了盛大的遊行活動和交接儀式，將原藏於埃及國家博物館的22具古埃及法老和王后的木乃伊轉移至埃及文明博物館。爲此，埃及文明博物館專門開闢了王室木乃伊廳。
大埃及博物館的建設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進行的，埃及政府給予它非常高的期望，決心將之打造爲民族統一、文化重塑的場域。無論是打造完整文化記憶、連接多元文化，還是連接古代遺址與現代都市、融合古代文化與現代旅遊及各種文化消費，大埃及博物館都承載着新時代文明地標的作用。正如開館前言所說：“在這個有史以來就存在的古老國度，在這片最古老文明的發祥地，在這個持續帶來穩定與發展的地方，在這個見證了致力於勤奮工作的國家，埃及，自豪地向全人類展現一個新的傳奇：建起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博物館——大埃及博物館。”[11]
作者與大埃及博物館館長Atef Muftah將軍合影
大埃及博物館的規劃建設雖然並沒有從根本解決目前衆博物館的割裂狀態，但是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大埃及博物館在古埃及（從史前到羅馬埃及）與現代埃及之間建立了非常緊密的關聯，與此同時，通過旅遊線路的規劃，將古埃及遺址與首都開羅衆多博物館以及亞歷山大市的“希臘羅馬埃及博物館”建立有效的連接，讓遊客通過高速公路將埃及完整的文明、文化系統地參觀完。因此，筆者認爲大埃及博物館絕不是一座傳統意義上的博物館，而是一座連接埃及文明、文化的超級樞紐，一座新的文明燈塔。
這座新的文明燈塔俯瞰着古老世界遺留下來的奇蹟：“我們先祖建造的大金字塔，就在它的旁邊又增添一個新的奇蹟，它向全世界開放，讓參觀者更多地瞭解古代埃及文明，享受集古代遺產與現代奢華和未來技術於一體的獨特體驗。”[12]
綜上，大埃及博物館正在逐漸成爲埃及國家形象與文化身份的重要表達和拉動國家文旅發展的重要引擎。
結語
在當下中國的建設大潮下，如何將博物館打造成一個國家或地方的文化樞紐，將古代重要的文化遺址、現行的博物館資源、現代文明以及未來的文化連接起來，需要相關單位對博物館的定義及內涵有較爲清晰的認知。文化樞紐性博物館不是城市內的博物館，也不是存儲與展示古代文化遺址和文物的博物館，而是將文化遺址包含在內的綜合性泛博物館，能夠通過不同手段較好地構建國家、城市的完整性，以全面展示與詮釋文化面貌與文化內涵爲目的，同時也是保護和保存文化遺產，又兼具普通博物館功能，並向大衆提供全面展示、詮釋完整歷史和現狀的非營利性組織。因此，筆者認爲在建構過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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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策劃先行。文化樞紐性博物館相較於普通博物館更加複雜，策展同樣與普通博物館有很大的不同，需要對文化遺址、文物、地理位置等作出全面評估，然後進行策劃，指導未來的博物館設計、建設和展覽策劃、設計以及其他功能的佈局。在內容上，要對包含遺址在內的相關內容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系統梳理文化遺址的歷史發展過程、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的狀況與數量、流失文物狀況、數字化程度以及相關專題研究成果等。同時，還需要對當下的文化遺址參觀人數進行摸底和對未來博物館建成後的人數進行預估，對人羣的構成，尤其是特殊人羣作出評估，考慮是否設置像大埃及博物館那樣的無障礙展廳和兒童博物館等。還應對博物館現有功能和未來發展有清楚認知，在規劃上爲未來的發展留出空間。
第二是在選址上，要深入調查與勘查文化遺址周邊可用地的地形、地貌、可控距離以及與博物館的互動等。博物館需要與文化遺址、城市緊密相連，選在文化遺址可及的範圍內，一方面方便通過不同方式將遺址納入室內展覽空間的展陳中，讓觀者在不同的角度能夠遠眺到遺址，隨着遺址背景參觀展覽，達到“址外看館，館內見址”的境界；另一方面要站在遺址角度，消減博物館建築的存在，讓博物館融入遺址的地貌當中，不影響遺址的原始景觀和麪貌。就像大埃及博物館一樣，做到良性互動。
第三是建築設計，文化樞紐性博物館除了利用遺址地貌的特徵，還需要在設計樣式、色彩上與遺址或古代文化進行呼應。例如大埃及博物館從造型到空間分割以及裝飾樣式上都採用了金字塔的三角元素，使整個大埃及博物館在同一個文化語境中相互呼應，達到古代與現代的有機統一。在色彩上，大埃及博物館在面向遺址方向採用與環境相統一的土黃色，但在面向道路一側和頂面採用藍色的玻璃幕牆，充滿現代感，從金字塔遺址區看過來又像沙漠上的一汪湖水。
第四是博物館內部空間的規劃上，要考慮文化遺址的複雜性。在內容上既有戶外不可移動的遺址文物，本地區存世、迴流與發掘的可移動文物，還有數字化文物、流失在國內外其他機構的數字化作品、文物修復過程、大量的專題研究成果等。功能上還需要兼顧普通博物館的所有職能。如何去劃定空間，筆者認爲未來建設的文化樞紐性博物館可以參考大埃及博物館的做法，採用博物策劃、建築設計、展覽策劃、展覽設計等相關部門協調合作、共同打造的方式，做到策劃作爲總綱領指導展覽策劃與設計。例如大埃及博物館的大樓梯展廳與頂層的遠眺三大金字塔的窗戶設計就是典型的案例。
第五，拓寬展覽邊界，將博物館的修復過程、圖書館、體驗空間納入展覽當中，充分體現文化的完整性和人們對博物館幕後故事的興趣。同時要有效利用博物館的院落與遺址之間的空地，將現代生活方式引進來，共同打造一座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交互的博物館場域。就像大埃及博物館一樣，將商業納入博物館展覽體系當中。
綜上，隨着國家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未來文化樞紐型博物館將作爲一道亮麗的文化風景線屹立在各大遺址的周圍，爲我國的遺址保護、文化傳承作出巨大貢獻，也必將帶動中國博物館事業走向新的發展層級，影響全世界。通過現代設計、現代科技、前沿策展理念等多種方式將文化樞紐型博物館打造成最現代、最完整的國家文化博物館及世界級的建築，能夠展示國家及地區文明的演變和發展，通過對古代遺址的延伸，重構一個新的文明地標、時空樞紐，連接古今與未來，打造區域旅遊的新引擎，帶動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發展，連接城市間的文旅融合。
註釋：
[1]2022年8月24日，在布拉格舉行的第26屆ICOM大會通過新的“博物館定義”。國際博協（ICOM）正式官宣公佈適用於全球博物館行業的“博物館新定義”。博物館是爲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它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向公衆開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館促進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博物館以符合道德且專業的方式進行運營和交流，並在社區的參與下，爲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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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衛·卡里爾：《博物館懷疑論》，丁寧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第138頁。
[3]同上。
[4]同上。
[5]建築設計是由赫尼根-彭建築事務所（Heneghan Peng Architects）負責，工程設計由愛爾蘭的BuroHappold Engineering公司和英國的Arup公司負責，博物館內展陳、中央廣場和兒童博物館的設計是由德國的Atelier Brueckner公司負責，整體景觀規劃是由West8公司負責。館址位於開羅西南10千米的吉薩區的沙漠高原上，坐落在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孟菲斯遺址區範圍內，距離開羅市中心直線距離約爲16.4千米；距離胡夫、哈夫拉和孟考拉3座著名金字塔約2千米；毗鄰開羅與亞歷山大間的沙漠公路。大埃及博物館板塊佔地面積約爲46萬平方米，主要由主體建築羣和外圍的主題公園、太陽船博物館、文保中心、娛樂休閒服務場所、相關服務配套設施等組成。其中主體建築共四層，由博物館、服務大廳、會議中心三大板塊構成。資料來源：Yasser Mansour，“The Grand Museum of Egypt Project: architecture and museography，”Museum International，No.57（May.2005）.
[6]Yasser Mansour,“The Grand Museum of Egypt Project: architecture and museography，”Museum International，No.57（May.2005）：39.
[7]Rashed, M. Gamal,“The Meet-and-Greet Gallery at the GEM”（paper presented at CIPEG Annual Meeting 2014, Copenhagen 26-29th August, 2014）.
[8]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3）.
[9]人民網：http://art.people.com.cn/n/2013/0822/c206244-22653325.html
[10]穆罕默德·傑馬勒·拉希德等：《2011年革命後的埃及博物館》，《國際博物館》（中文版），2017(Z1），第94-96頁。
[11]來源於大埃及博物館一樓開館前言
[12]同上。
薛江 顏海英/文
（薛江，上海外國語大學世界藝術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後，北京大學古代東方文明研究所研究員。顏海英，上海外國語大學世界藝術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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